[厦门] 上山下乡都带本 文书变身大律师

1972年，我从厦门八中高中毕业，因为当时没有高考，我临时到居委会工作。在我读高中时，整个厦门已经有一种读书的氛围了，并有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尽管对于是否有机会参加高考很茫然，但我还是很用功地读书。我心中的大学梦，一直没有破灭。当时流传着一种说法：只有下乡当知青，才有机会考大学。因此就冲着这个，我于1973年下乡到灌口当知青。公社领导一见到我们就说：“这些知青都是爱读书的，将来是要考大学的。”
　　当知青的日子，我开始拼命干活，什么都跟着农民兄弟学着做，犁田、插秧、扒土、挖水库，由于干活努力，我还赚了不少的工分。当然，除了农活，我们都把高中课本带到了知青点，一有空就坐下来复习，都期待着有那么一天恢复高考。
　　招工回城当上车站文书
　　1975年，由于工作努力，我终于迎来了招工回城的机会。我所在的这个公社，那时有6个知青，而我是第一个被招工回城的。我来到厦门长途汽车站当票务员，经过一段时间的表现，我又被转为站里的文书，主要是写写黑板报什么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这份稳定工作带给我的满足感，考大学的念头变得不那么强烈了。忽然有一天，我从同学那里听到要恢复高考了，我的考大学的心马上“死灰复燃”了，并决定报名参加高考。尽管当时只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备考。
　　由于有着一份稳定的工作，而且还是国营企业，在当时属于“铁饭碗”了，我要考大学的事情遭到了母亲的反对。她朴素地认为，就算大学考上了，我也有可能去外地念书，毕业时也有可能会被分配到外地去。她舍不得我离开。我的站领导却很支持我，他也是个文化人，他非常清楚高考对我的意义。我幸运地开始带薪备考，白天上班，晚上回母校参加补习班。
　　我是喜欢法律工作的。虽然当时的社会还没有律师，而且法律制度非常不健全，但我在填高考志愿时义无反顾选择了法律和政治等专业。后来，我被补录成为厦门大学历史系的走读生。考上大学了，亲友们都很高兴，特别是母亲，因为儿子不用离开她，不用离开厦门了。
　　走读生也坚持参加晚自习
　　进入大学后，我们班共有四五十人，其中走读的只有七八个。当时，由于对知识的渴望，走读生在学校也是“三点一线”：校门、教室、图书馆。每次吃完饭，就要马上拿着书包去图书馆占位置。为了参加晚自习，我每天的晚饭都直接在学校食堂解决。等到教室关门时，我们走读生才骑自行车回家。
　　还好，我的住所离学校比较近，骑车大概只需十几分钟。而住在鼓浪屿的几个走读生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中有男生也有女生，有时晚上他们骑车赶到轮渡，却赶不上船
　　了，只好又骑着自行车回学校，找寄宿的同学挤挤。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走读生一直坚持着晚自习。
　　看看现在的高考，我觉得和以前大不一样了。在我们那个年代，高考虽然重要，但我反而不那么看重，追求也不高，可能跟我自己已有了一份固定的工作有关吧。我的儿子目前在香港一所大学念大二，看看如今这么多学校这么多专业可供选择，想想儿子高考时却还背水一战、全力以赴的情景，我心中的感慨真的非常多。
　　定居香港前后一直从事法律工作
　　大学四年毕业后，我在学校直接考上了研究生，读中国近代经济史。1985年，我毕业后被分配到当时的厦门市政府条法局。当时厦门特区刚成立不久，很多法律法规都不完善，因此我在这里主要就负责起草地方法规等工作，这也为我现在从事的律师事业打下了基础。1988年，我参加了解放以来第二届律师资格考试，并且通过考试取得了律师资格。接下来，我在条法局干得顺风顺水，甚至有了提拔为副局长的机会，但我放弃了，因为我太太去香港定居了。1991年，我也正式定居香港，但我的根还在厦门。我开始从事香港和祖国大陆有关的法律事务。
　　2005年，我从香港回到厦门，按照相关法规，我在祖国大陆的律师执业资格得到了恢复。目前，我又在熟悉的城市，开始了我崭新的工作，开始做有关涉港、涉台的民商类和经济类的法律工作。
　　知识改变命运，因为有了这次高考的一博，我的人生轨迹从此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