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 飞镖机3千万元血泪账(图)
深圳派员来厦摸底，初步统计：厦门有超过500人购买飞镖机，多是老弱人士“不拿回血汗钱，我死不瞑目！”昨天一大早，厦门体育大酒店门前，深圳“飞镖”案件清理现场排起了长队。据统计，厦门有购机者超过500人，购机超过800台，被卷走的资金已突破了3000万元。
厦门的购机者以年老体弱者居多，有65%的购机者年龄在50岁以上。飞镖机在厦门造成许多悲剧，一位冯大妈3年前买了飞镖机，钱没要回来，无法向家人交代，原本乌黑的头发全白了。一位铁路工人买了3台飞镖机，儿子上大学没学费，妻子愤怒伤心地离婚。
此次，深圳“飞镖”案件清理工作小组办公室派出15人的队伍，专程来厦开展“飞镖”案件善后清理工作。厦门、深圳两地的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此事，在此之前进行了专门协商。
此次善后清理工作，主要是为了摸底，为清退做准备。至于何时清退、以何种方式清退、清退多少，则要视案件侦破情况而定。
昨天还有许多泉州、漳州甚至三明赶来的人排队登记。
虽然受害者很悲愤，但清理现场很有秩序。
受害人之一
109万购机28台，她成立了“自救委员会”
“花了100多万元，连10万元都没有收回来，我真的是彻头彻尾的大傻瓜，人人都会笑我傻的……”今年59岁的陆女士，是厦门购机最多的人，损失最惨重，把开餐厅赚的钱全赔上了。
她说，刚开始她也不大相信，但上了几次课，特别是看到有大保险公司为购机人签订保险合同，“保障”购机者获得利润，就心动了。
“我绝不放弃！绝不！”陆女士含着眼泪对记者说。一年多来，陆女士与厦门乃至全国各地的许多购机者联合起来，成立了“自救委员会”，共同向有关部门反映、求助，共同聘请律师。“自救委员会”的成员已经发展壮大到几百人，遍布重庆、南京、东莞、福州、漳州等地。
“自救委员会”的另一名骨干吴女士购机7台。她说，她动员了几名亲友加入，非常内疚。所以，她与陆女士一起东奔西走。“不但自己的钱要讨回来，他们的，我也要帮他们讨回来，不然，我没脸见人……”
受害人之二
78岁老人：我死了，智障儿子可怎么办？
78岁的颜阿婆牵着儿子的手，颤巍巍地来到了善后清理现场。老人的眼泪掉了下来：“我死了，儿子可怎么办呢？”
她的儿子51岁，站在旁边一脸木然，他是个智障残疾人，几年前下岗了，拿到补偿金3.6万元，老太太全都买了飞镖机。老太太想，等自己过世了，每个月返回来的1200元租金够儿子生活了，哪里想得到，租金发了不到半年就没了，还有3万多元，也不知道能不能收回来。
老伴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过世了，老人每月的退休金只有800多元，她说，我在一天，儿子也能跟着多活一天；我要是死了，钱又收不回来，儿子谁来照料呢？他的脑子可是空空的啊！
受害人之三
退休大学教师也买了两台
一位儒雅的老人排在队伍中，一副学者气质。记者一问，老人原来是大学退休教师。“大学教师也相信这个？”许多人很惊讶。这位68岁的老教师深深叹息一声：“唉，业务员三番五次上门，又看到保险公司的保单，所以才……”这位老教师买了两台。
大部分人都只买了1台，记者在现场也见到了有人买13台的、买五六台的。另外，有一名84岁的吕姓老人，自己到底买了几台，他本人也不知道，因为所有的手续都是由一名八杆子也打不着的所谓“亲戚”代办的，老人的子女只是发现，老人存折上原有的5万多元不知去向。
受害人之四
执迷不悟者骂本报多管闲事
56岁的林大妈专程找记者致谢：“我只买了1台，返租回来1万多，亏了2万多元。我准备再买两台的，钱都带上了，走到半路上女儿给我打电话，说晚报登了，不能买！我就赶紧把钱存进了银行。”
有人及时醒悟，也有人执迷不悟。2003年11月14日本报第一篇报道《买台飞镖机坐等收钱？》刊登之后，竟有几名自称是“投资者”的市民轮番打来电话，声讨记者：“你写这样的文章有何居心？我们已经开始领租金了，你眼红我们投资者赚钱吗？”“实话告诉你，老子已经买了10台！老子现在就在莲富大厦现场，还要再买2台，老子明知是火坑也要往下跳，干你屁事？”
据悉，2003年11月本报首次报道此事时，厦门购机者不到400人，厦门卷入的资金约在2000万元左右；报道后，仍有不少人继续购买，至2004年11月案发时，厦门购机者超过500人，卷入的资金超过3000万元。
案件真相
变相传销，套取2.67亿
2005年11月9日，深圳罗湖法院对此案判决称，深圳市飞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空买空卖共销售飞镖机7419台，属变相传销，非法套取资金2.67亿元人民币，被骗对象涉及15省市及港澳台地区。
法院审理认为，飞镖公司以高额回报为诱惑，宣称签订保险合同的购机者利润有保障、并采取伪造虚假“飞镖机承包经营合同”、编造飞镖机具有良好的经营前景等方式进行虚假宣传，同时还编造了所谓的”上市计划“，称购机者可用飞镖机产权置换成公司股权，以获取公司上市带来的利润，从而使购机者与飞镖公司签合同。
飞镖公司收取了购机者的购机款，但没有向购机者交付飞镖机，购机者也未见过其购买的飞镖机，且购机款部分被飞镖公司的人员按比例内部提成。
据庭审查证的证据，飞镖公司售出的飞镖机数大于其实际拥有的飞镖机数，存在空售的情况；另外，飞镖公司实际投放到各种场所经营的飞镖机数量小于其售出的飞镖机数量，经营收入尚不足以维持公司的成本运作，根本无力向客户支付巨额的租金及其他费用。
法院在判决中称，“购机返租”是飞镖公司的内部决策，购机者并没有参与组织和策划，是在不明真相受到蒙蔽的情况下购买了飞镖机并由飞镖公司经营，致使其财物在飞镖公司的控制之下未能得到返还。对于属购机者所有的此部分财产，应返还给购机者。
同时，飞镖公司在“购机返租”的非法经营活动中，在总公司与分公司之间，公司与公司成员之间按比例进行提成，应予以追缴。
飞镖机主犯曾来本报威逼利诱
在罗湖区法院的判决中，“飞镖”案主犯成记达被判8年并被罚款50万元，其他主犯分别被判5—7年，各处罚金20万元，其他从犯分别被判有期徒刑8个月至1年零6个月不等，各处罚金5万元。
记者不禁想起了成记达往日的嚣张。2003年11月14日本报质疑飞镖机“返租经营”的第一篇报道出笼之后，作为深圳飞镖公司的股东、行政副总经理，成记达立即带着一班人马飞赴厦门，前来本报“兴师问罪”，声称要将本报告上法庭。
本报编辑部顶住了对方的嚣张攻势，反问一句：“假如将来你们拿着购机者的血汗钱逃跑，那消费者怎么办？”对方只是虚弱地回应说：“我们不会拿他们的血汗钱逃跑。”“那靠什么来约束呢？难道仅仅靠你们经营者的‘良心’吗？”
对方无言以对，于是换成了一副低声下气的嘴脸：“不然我们可以出钱登广告嘛，你们一个版广告费多少？我们出双倍！”本报编辑部领导态度非常鲜明：“你就是花再多的钱，我们也不会给你做这个广告！”对方只好灰溜溜走人。
被飞镖机折磨得一头白发的阿姨。
文/图 记者 张华 实习生 傅懿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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