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 30载大漠军旅生涯 7次指挥核试验
人物名片王保民1975年在新兵连。
王保民，1974年12月应征入伍到中国核试验基地，从戎30载。先后任战士、班长、排长、作战试验处参谋、“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程开甲院士首任秘书、作战试验科科长、作战试验处处长、中国核试验基地技术部参谋长，大校军衔。在一线参加了我国25次核武器试验，并直接指挥了其中的7次核试验。经受了长期艰苦环境的锻炼和重大国防任务的考验，撰写了数百万字的试验、科研、作战等文电和论文。现任厦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厦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非公企业党委书记。
感言
回首走过的30年漫漫军旅生涯，我无怨无悔！如果人生真有轮回，我依旧会选择从军这条路。
多年来，我一直铭记着核试验场区一副横批为“忠孝难两全”的楹联：“举杯邀月，恕儿郎无情、无义、无孝；献身大漠，为中华尽职、尽责、尽忠。”它道出了我的心里话——从狭义上看，我们这些人作为父母的儿子，不是一个好儿子；作为妻子的丈夫，不是一个好丈夫；作为孩子的父亲，不是一个好父亲。但是从广义上讲，正如1996年7月29日我国政府严正声明中所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以及所有从事国防建设的工作人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艰苦奋斗，为研制和发展我国核武器，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增强了中国保卫和平的实力。”我为此感到骄傲！
如今，一个时代结束了，核试验场区昔日的喧嚣已被封存在戈壁大漠的深处，留下的只有辉煌和遐想……但是，那饱含着泪水的笑，那夹杂着痛苦的欢乐，那激战过后的思考，那冷静下来的沉吟，那风，那雪，那沙，那石，那一切的一切，都像醇酒一样醉人，总使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人生苦短，一个人一生中很难得干几件大事，但能够将自己的一生系于一项伟大壮丽的事业，并为之心悸，为之流泪，为之开怀畅饮，为之仰天高歌，是无比幸福的，是值得自豪的。
潮湿的海风阵阵吹拂，夏日的城市热闹而喧嚣，在现代化的经济特区，戈壁滩、核试验这样的字眼似乎显得特别遥远，然而，在王保民的心中，30年茫茫大漠的军旅生涯，亲身参与的25次核试验……那一段难忘的峥嵘岁月仿佛就近在眼前。
“楼兰从军三十载，为国同铸核盾牌。”这是王保民办公室墙上悬挂的我国“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程开甲院士赠与他的题词。同样的题词还有两幅，一幅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朱光亚院士赠与他的：“大漠兵”，另一幅是核试验基地政委王振荣将军赠与他的：“马兰人”。王保民说，我永远是一名马兰人，是一个大漠兵。
没有节假日没有娱乐没有电视看
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很多同龄人一样，王保民对那一身神圣的橄榄绿非常崇拜。1974年12月，他应征入伍，和1000多名新兵一起，坐上了从西安到新疆的列车。从此，他的人生便与国家的核试验紧密联系在一起。
“我们的目的地是中国核试验基地，7天时间里，越走越荒凉，时差也越来越大，从半小时到两小时，慢慢的，大西北已近在眼前，满目是黄色的沙，四周是死一样的沉寂，寂寞的列车在似乎永远也望不到尽头的轨道上懒懒地前行。”在王保民《军魂》一书的《从军行》文章中，真实地记录着当时的情景。
我国地下核试验场位于荒寂而又干涸的大漠腹地，“那是真正的不毛之地，我浪漫的想像被眼前的真实凝固起来，硬得如铁如钢。”王保民回忆道。在核试验场区这个特殊的地方，生活的艰苦常人难以想像。
戈壁滩夏天的地表温度有摄氏六七十度，部队住的帐篷一半深埋在地下，钻进去犹如进了烘干房，非常闷热。战士们就在床下挖个坑，将洗漱用过的水倒进去，再把床上的木板拆下来放在上面，铺上床单睡觉，这样才能感到空气有一些湿润和一丝凉意。
戈壁盛产大风，核试验基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打油诗：
“天发狂，卷地一片黄。帐篷城里忙一阵，抓紧绳子撑住‘墙’，几番倒了房；
风萧萧，战士醒来早。泥头土面貌颜改，指着鼻子对脸笑，画家也难描。……”
核试验基地的生活，没有节假日，没有电视看也没有其他任何娱乐，到了关键时刻更是天天连轴转。王保民说，“远非‘艰苦’二字所能形容，但是，又特别凝聚人，特别激励人。”
38岁就坐在核试验指挥台上
没有多少人能亲眼目睹核爆炸，王保民却经历过25次，并且直接指挥了7次核试验。
1976年11月17日，王保民参加了我国威力最大的一次氢弹空中爆炸试验。王保民的工作点是在距爆心投影点59公里的地下主控制站里。核爆前一个小时，轰炸机带着航弹从机场起飞，预习瞄准标靶。王保民他们身处离爆心投影点最近的工作站，又处于人员安全边界内，所以，核爆前20分钟就被要求进入地下工作间。
主控台传出了口令：“……5、4、3、2、1，起爆！”氢弹在空中爆炸了！等王保民从地下工事跑出时，正看到巨大的火球冉冉升腾成令人震颤的蘑菇云，矗立在广袤大漠的上空，“心里在发热，控制不住地想跳起来。”王保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感受。
38岁那年，王保民坐在了核爆的指挥台上，当试验成功后，王保民说，同志们，大家大部分都是第一次参加核试验组织指挥工作，有什么感想可以谈谈。刚说了这么一句话，王保民就觉得嗓子发堵，再也讲不下去，片刻间，伏在会议桌上的几位参谋都抽泣起来，王保民噙着眼泪站了起来，大家紧紧握手，紧紧拥抱。
作为核试验的指挥人员，所承担的巨大责任使他们的精神经常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王保民和现场很多人一样，学会了吸烟。不仅如此，夜里有安眠药才能入睡的人也不少。王保民的床头柜上就放着一瓶安眠药，每天晚上要服两片以上才能入睡。“要确保万无一失，压力太大了。”
一粒一粒把放射性样品拣出来
1984年上半年，一次试验的取样期间，王保民陪当时的基地司令员钱绍钧在现场，担任放射性钻探和检测的一些技术人员，将自以为没有多大价值的小颗粒放射性样品倒入了废水池，放射化学分析专家出身的钱司令员看到了，深知样品的珍贵和对人体的危害，就一个人默默地蹲在水池边，一粒一粒地把样品拣出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王保民也蹲了下来，跟着一起拣样品。那时，他俩连最基本的防护口罩也没有戴。
还有一次，地下爆炸后的第三天，为了及早考察判定试验结果，王保民跟着钱司令员等人在没有通风通电的情况下，冒着严重的放射性污染钻进了试验巷道，在1米多高的废墟上爬行观察，出来用仪器一测，每个人防护服上的放射性污染都已超标。
正如我国“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程开甲院士所说，“他们不只是穿着军装的军人，更是一群承担着祖国核武器试验事业的特殊军人。他们的事业，说多么伟大都不过分。”
程开甲的首任秘书和忘年之交
王保民是程开甲的首任秘书，在他身边工作了三年多。
程开甲对人的要求很严格，很多在王保民之前选拔的秘书没有一个能受得了的。当组织上派王保民担任他的秘书时。一见面，程开甲问他是什么学校毕业的，王保民说，应该是中学没毕业，上学时要学工、学农、学军，学的文化知识很少。程开甲指着书架上的一本书问他，“那书名是什么意思？”王保民作了解释，程开甲点点头说，“你再写几个字吧。”王保民伏在茶几上抄了报纸上的一段话，程开甲未置可否，起身到隔壁取来一大摞信，都没有开启。“你看看这些信该怎么处理？”王保民逐封拆阅，拆到第八九封时，程开甲说，“你把这些信全拿回去处理一下，先在我这里工作半个月看看。”
十多天过去了，程开甲始终一脸严肃，除了交待工作，没有闲聊过其他事。王保民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没想到程开甲突然出现在眼前，“你在干什么？”“程副司令，半个月马上到了，我准备走。”“谁让你走了？就在我这儿干下去。”就这样，试用通过了。
基地司令员问他，你是怎么让程老先生接受你的？王保民说，他的年龄比我父亲还大，我像尊敬自己的父亲一样尊敬他，何况他发脾气也是为了工作，站在他的角度思考问题，就能接受他的严格要求。
也许正是王保民的这种心态，使他与程开甲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至今，他们还经常联系。程开甲也说，我们除了正常的上下级之间的感情外，更有一种忘年之交的感情。用时下通俗的说法，是很有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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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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